当两个部门因病人转科问题沟通无效,矛盾激化时,该怎么办?6月6日下午4点,陈海啸院长亲自主持了关于脑外科要求转送一HIV高度疑似病例到感染科的案例讨论会,128名中层干部参加,相关科室主任发表各自的见解。 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责任,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,今后做得更好。
案 例
6月4日神经外科收住了一位从其他医院转入的病人,病史:三系减少、反复咳嗽3月,进行性消瘦、皮肤灰暗、昏睡,经CT检查为蛛网膜下腔有少量出血,准备作全脑血管造影检查。6月5日检查报告该病人HIV抗体阳性,其他指标均符合HIV指标。神经外科立即向相关职能科室、片区院长汇报。因为神经外科没有床位,病人住在走廊上,不符合隔离要求,下午2点向上级领导请示转感染科隔离观察,院领导认为有必要。感染科值班医生接到转科请求后,称目前没有空床位,请示其科主任,认为需等确诊后才能转科。至晚上,由于病人丈夫的保密意识不强,病房一度引起恐慌,为此,神经外科主任再次请求感染科会诊转科,值班医生接到电话后首先表示拒绝,后答应同意在会诊单上写上会诊意见。8点左右,感染科值班医生来到神经外科,到医生站后首先问刚才打电话的是谁,在确认打电话的人后,因为刚才在电话中神经外科医生的态度生硬,当着病人的面又争议起来。6日上午,神经外科主任向院部递交了一份反映此事的报告,两名副院长赶到病区协调,陈院长对此事亲自督办。6日下午2点,该病人转到感染科。至此从提出申请到完成转科耗时24小时。
有办法?没办法?
讨论会一开场,神经外科主任、感染科主任及值班医生都陈述了事情发生的过程,以及自己的理由、难处。 神经外科主任认为该患者系高度HIV疑似病例,住在走廊上不转出去,对患者本人治疗、处理不便,引起楼层内其他病人情绪不稳。而感染科主任则强调:感染科没床位,住在走廊上与住在神经外科走廊上,没什么区别,即使确诊为艾滋病,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,况且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一样,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,我国法律规定他们还可以从事公务员工作呢,没必要大惊小怪。 从他们的话语中,大家不难判断神经外科有很多的理由值得同情,而感染科诤诤有词,理由也充分。各科主任们更是有很多话要说。 急救中心张主任说,他们科室经常也会碰到这种病例,但他们更多地是就地处理,感染科老说没床位。有什么办法呢?说着,一脸的无奈。 呼吸内科冯主任也有类似的经历:几年前呼吸科收住了一位需插管的肺部感染患者,也是HIV抗体阳性,而感染科坚持要求确诊后再转,只好在科内腾出一间病房给这名患者……当时的感受,没办法! 大外科王主任则向感染科主任作了一个假设:假如当天值班医生把病人收入感染科,你会同意吗?大家对这问题报以会心地笑。 心胸外科陈护士长则从病房管理的角度上说:这样的病人应尽早转科,因为普通病房的消毒隔离与感染科的不一样,而这种病人接触过的被褥,分泌物、排泄物等处理环节都有特殊要求,所以应尽量创造条件转科。 科教科唐主任认为:“碰到此类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病人的病情,哪种病情最急,先在哪科治疗,其次要考虑隐私问题,保护病人的隐私,减少不必要的恐慌”。 有些医生认为这种事主要是缺乏沟通,也有人认为责任主要在医院,因为医院缺少处理此类病人的合理流程,也有人认为我院传染病防治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不够到位。 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。一句无奈的“有什么办法?”。 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吗? 听了大家的发言,陈院长再次请两个当事科室的主任进行换位思考,站在对方角度寻找不转以及能收的理由。神经外科王主任表态:当时确实也可以把房间腾空,请感染科上门进行专业护理和标准防护指导。陈院长及时地点评:“好!退一步海阔天空!”全场一片掌声。而感染科主任没必要的表态却得到了大家的“笑”声。
“责任”和“做事”
此类案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?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在医院里反复发生?有什么好的对策和规范吗? 陈院长用了“责任和做事”的不同角度出发点继续引导上边问题的讨论!这里所谓的“责任”,不是我们习惯思维上的责任,是指以明文规定的部门、个人的职责为前提去“尽责”;而“做事”是指想事情、要做事情,想的是只要对病人有利,对医院有利,谁去做都是正确的。也就是说,当我们碰到问题时,第一想到的是:“这事该我做吗?”,还是“这事我能做吗?”。我们常能听到外国人开口就说:“Can I help you?”-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?”这两句话背后隐藏着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。 “做事”就是为尽职,和尽责是一回事。可在不少场合“责任”更多是以部门利益、个人利益为导向的一种籍口。 一个病人转科,花了24小时,两个科主任彼此连摔电话,相关医务人员被骂,在病人面前争执,最后两位副院长和院长的介入才解决了此事。病人不满意了,工作不开心了,感情也伤了,还要消耗这么大的资源,值得吗? 现代医学模式要求的是生物·心理·社会模式,考虑问题已经不能单单从医学标准衡量,还要考虑病人的需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,做事不但要合理、合法,还要合情,HIV阳性的患者与肝炎患者从纯医学角度讲没什么区别,但它的外部效应远远大于肝炎,这是不容置疑的。这名患者已经引起神经外科以及病区其他病人的不安和恐慌,已经不是纯医学问题了。我们平时强调以人为本,碰到此类问题,我们应更多地站在别人的角度,理解疾病对人们的心理、生活造成的恐惧。我们不应该从单一纯医学的传染性出发,我们要考虑以人为本。医院要治病更要治人,更何况医院还是个人群高度密集场所。 只要我们静下心来,多从对方角度考虑,这种问题就会轻松了,为什么处理起来这么难?成为各部门工作一个很大的难题,难就难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森严,做事以自己部门利益为中心,甚至借以病人为中心的理由来实现以个人和部门为中心的目的。从此类案例分析来看,其核心问题是部门的利益问题,大家都站在自已的利益上考虑问题,沟通自然是无效的,要打破壁垒先从思想意识入手,碰到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到是以病人为中心,以人为本;处理病人还是以疾病为中心,还是生物·心理·社会模式去判断? 假如大家都以自己的行动去实践以病人为中心,想到满意病人、满意职工是我们医院工作的宗旨,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时候如果感染科主动伸出友爱的援助之手,及时给予帮助和专业指导,这是对神经外科最大的支持,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,而不是简单的强调以医学标准去处理。 “两兄弟吵架,退一步海阔天空,否则,不是问题都成问题!多问自己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些,今后工作必会做得更好!” (应晓燕 杨双齐/文) |